倡导一带一路公益行 实现民心相通之目标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研究员 黄浩明
摘要：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是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重要战略举措，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现状，合作模式和特征，比较美国、英国、日本和巴西在国际化之路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客观分析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合作、双边关系、安全格局和文化因素等五个内容，结合分析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的面临的挑战，提出中央政府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的政策建议，以及实现一带一路公益行的五位一体的格局，即理念到位、项目到位、人员到位、组织到位和业绩到位，从而达到建立一带一路公益行的社会组织共同命运体的理想，实现民心相通之目标。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国际比较 公益行机制 政策建议 五位一体
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现状
1、社会组织国际化的主要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社会组织立足本国，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国际性的组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社会组织在起步阶段坚持以本国为基地，而后逐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和延伸；
第二、社会组织与国际组织或者属地国民间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参与国际事务中的热点问题，推动社会组织的国际化；
第三、社会组织在海外设立不同类型的项目或者行政办公室，而其管理人才属地化趋势日益明显；
第四、社会组织研究工作在向区域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社会组织合作领域正逐步扩大。
第五、利用网络结构与国际组织紧密合作，专业人才属地化和参与国际事务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社会组织国际化的模式多种多样。这些都说明社会组织的国际化进程日益明显，并且正在逐步摆脱发达国家传统地缘政治的影响，提升了公民社会在解决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2、社会组织国际化的主要特点，包括社会组织国际化的发展经历了以国内事务为主到逐步关注国际事务，再到成为国际舞台上真正的倡导者和行动者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进程中，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历史上来看，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第一、社会组织在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资助方观点和立场的影响；
第二、社会组织在拓展和延伸网络结构过程中受其发展阶段的影响；
第三、社会组织在国际事务活动中观点鲜明，与政府和企业对立的趋势也趋明显；
第四、社会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形成了一批自律性的联盟组织；
第五、民间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援助的力量发生了质的变化。当然，不同的国家社会组织国际化趋势具有不同特点，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尽管如此，目前主要的挑战依然是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关系以及社会组织之间自律和联盟等。
3、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主要特症
根据民政部2015年6月提供的中国社会服务发展报告显示，截至到2014年底，中国共有国际及其涉外组织类的社会组织为529个，占2014年度60.6万个社会组织总数的0.08%，其中社会团体516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个和基金会9个，分别占2014年度社团、民非和基金会总数的0.17%，0.014%和0.22% 。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07月05日，中国拥有国际事务类基金会105个，占4473个基金会总数的2.35%，其中公募型基金会60个，占1512个公募型基金会总数的3. 97%，非公募型基金会45个，占2961个非公募型基金会总数的1.52%。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特征从规模和数量上，显得比较小，尽管如此，中国大陆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也出现了以下4个方面的特征。
1、中国民间组织开始走向国际，参与人道主义援助事务。新中国最早的一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设有一个海外联络部，在英国设有一个分支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2010年在苏丹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成为中国民间组织走向非洲的典型案例；中华慈善总会在2007年承办了中国大陆最大的民间捐赠工程，交付印尼海啸灾民使用。以上三个案例从侧面表明中国的民间组织近5年来才开始走向国际，但同时也表明中国公益组织已经涉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事务，标志着中国公益组织的发展已经步入国际轨道。
2、民间组织积极表达民间的立场和声音。主要有三种做法：第一，直接加入国际组织，成为其成员，例如：131个国家一级的协会和学会代表中国加入到261个科技国际组织之中；第二，建立国内民间组织网络与国际相关组织对接，例如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以下简称中国民促会）利用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的平台，在2010年中连续派代表参加了波恩、天津、坎昆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会议，先后在天津、杭州协调和组织了60家国内民间组织代表讨论气候变化应对方案民间行动计划，并在墨西哥坎昆递交给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各方代表，形成了独特的民间社会声音。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其15家成员中，93%的成员来自草根环保民间组织；草根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已经成为一股新兴的力量；第三，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例如在中国民促会2010-2014年参加国际事务的上百次的活动中，65%以上都是以项目合作和项目研讨的方式进行的。
3、民间组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和合作。例如，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中非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蓬勃发展，但部分非洲民间组织对中国缺乏了解。在此背景下，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邀请非洲民间组织代表来华实地考察，并举办有关中国发展理念、中非关系的研讨会，还在非洲举办农业技术培训、预防艾滋病宣传和社区公益活动，并协调国内民间组织与国内企业举办了向非洲孤残儿童捐献衣物的“恒爱”行动以及赴非为近千名患者进行免费白内障手术的“光明行”行动，许多非洲民间组织被中国民间的真诚举动所感动，主动提出将为中非友好多做宣传。此外，中促会自2008年以来，积极开展与南亚、东南亚和中亚等周边国家民间组织的交往，着眼于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不少周边国家民间组织提出，愿通过民间渠道与中国交流与对话，共同推动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4、民间组织积极与企业合作，开始参与国际援助事务。企业走出去战略带动了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也带动民间组织的国际化进程。例如，2010年11月18日开始，中国石油（尼罗河）公司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的苏丹公益项目捐赠仪式在喀土穆举行，即企业与民间组织的合作推动了中国民间组织国际化的进程。中石油捐赠60万美元，中国政府（中国驻苏丹大使馆）、苏丹政府（苏丹卫生部）和苏丹民间组织BTO（原苏丹副总统塔哈夫人担任秘书长）等多方合作，中苏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和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会依托20多年的专业公益经验，建设实施并运营管理了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三位一体国际公益医院）。该医院投入使用四年多来，各方面运行状况良好。
国际社会的比较研究
1、一带一路公益行与国际比较研究。在研究国外民间组织国际化发展实践时，在国家选取上主要考虑4项因素；
第一、地区方面的考虑。对于全世界的区域方面的思考，北美地区选择了美国，欧洲地区选择了英国，亚洲地区选择了日本，拉美地区选择了巴西；由于邓国胜在《中国民间组织国际化的战略与路径》一书中比较系统的研究非洲国家案例中选择了肯尼亚、尼日利亚和苏丹的现状，发展环境等问题，因此本论文不再考虑选取比我国远为落后的非洲国家。
第二、对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的借鉴意义。客观的讲，对美国和英国的研究有一些超前，但是从战略层面思考，对中国社会组织未来的发展目标的设定有着重要的意义；而邻国日本的经验对于战术层面具有实际操作的意义；当然巴西作为新兴国家来讲，对中国的启示更为直接和有效。
第三、已有的可供深度挖掘的研究成果。国外民间组织国际化战略路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探索对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实施有着重要的借鉴的意义；而根据资中筠对美国基金会的国际工作的研究，桑颖对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的发展与国际事务的研究对研究，以及徐彤武对美国国际性非营利组织的比较研究发现，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国际化进程有着特殊的规律和研究价值。
第四、现有的研究基础。在过去的10年中，日本、英国和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国际合作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反馈，尤其是这3个国家民间组织国际化的进程的研究和分析，以及在中国的实践，这对于提炼其规律性的研究思路起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在考虑美国、英国、日本和巴西的国家案例有一定比较性，典型性和实用性。
2、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国际化的发展模式对中国5点启示。通过研究和分析美国非营利组织国际化发展的进程，可以得出对中国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5点启示：
（1）政府应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视角，考虑着手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对外援助，起草相关《对外援助法》，将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形成社会组织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法律基础，从而保证社会组织“走出去”有法可依。
（2）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成为中国新时期外交和国际合作的新起点。从组织实施方面，建立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工作的部级协调机构，统一协调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化战略工作的具体事务，支持中国社会组织申请和拥有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
（3）政府应加强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化战略工作的政策研究、顶层设计和国别研究，利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实施提供政策理论指导。政府可委托优秀的学者或高等院校建立国际级的智库，研究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的具体应对措施。
（4）政府需要完善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政策机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民间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精神，建立利用对外援助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模式，推动社会组织走向国际社会。
（5）制订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工作的长远实施方案。在国家援外预算总盘子内单列社会组织援助专项资金或建立社会组织援外基金。可以采取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的模式，对外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开展工作，而在资金管理上，政府可作为监督机构，保证资金的正确使用和为社会组织“走出去”服务。
3、英国的非营利组织国际化的发展模式对中国的启示。英国作为欧洲国家的代表，非营利组织在国际化之路上有五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⑴利用国际网络优势开展工作。英国非政府组织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能够发挥机构本身的优势，采取了网络式项目合作，在受援国设立自己项目办公室和办事处，与受援国政府组织，民间机构一道开展项目。从资金筹措方面，非政府组织既坚持独立的原则，同时又不排斥接受政府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的支持。利用政府的资金和渠道开展项目活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英国非政府组织还与受援国的企业和民众开展筹资活动，以弥补英国本土资金的不足，以保证项目目标的实现。
⑵明确重点的国际化战略，项目实施方面灵活机动。从项目合作领域方面，非政府组织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和手段，有重点地开展了项目合作活动，项目领域也结合了英国非政府组织本身的优势，向受援国提供专业和有效的服务。
⑶与受援国的民间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受援国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从项目资金投入方面，英国非政府组织关注受援国公民社会能力建设，受援国非政府组织人员交流的平台，为受援国非政府组织不断成长提供基础。
⑷英国非政府组织还利用多双边的合作渠道，以项目合作为基础，与受援国所在的政府组织、民间机构和当地的民众建立起较为和谐的合作关系。得到了受援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为英国的政府外交，经济战略服务，有效地配合政府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英国非政府组织开展国际合作既坚持机构本身独立性的原则，又结合政府对外援助政策的要求开展活动。能够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相应的服务，尤其是英国非政府组织倡导国际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合作方面拥有明显的网络优势，非政府组织服务领域广泛，机构专业化，人员职业化，并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项目资金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
4、日本的非营利组织国际化的发展模式。日本民间组织国际化尽管从规模上和质量上都无法与美国相比，但是其发展过程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主要有4方面的启示：
(1)建立与政府的沟通机制。这里一方面说明日本政府有与参与国际化的民间组织合作的意愿，同时也表明日本的民间组织愿意与政府合作，双方都能够坐下来协商双方的发展目标与以及如何克服双方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2)信息透明促进了援助的有效性。民间组织资金量比较小，但是如何利用少量的资金参与发展中国家民间组织的合作，发挥其最大效益；当然日本民间组织国际化进程中特别重视受援国的社区建设，而这的社区建设也是日本民间组织的重要成就；
(3)民间组织之间的互动和定期交流机制提升了日本在全球的地位。日本民间组织国际化的进程中，各个民间组织能够互动与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组织建设比较齐全，尤其采用的联合会的模式推动各民间组织的互动和定期交流，这一方面发挥了民间组织的专业优势，另一方面能够团结合作，在协作过程中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4)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确保了民间组织国际化的资金。当然日本民间组织一方面承接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中的小项目，另一方面也根据受援国的需要自筹资金，直接参与项目的设计、管理、监督和评估。
(5)、巴西的非营利组织国际化的发展模式对中国的启示。巴西作为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在非营利组织国际化之路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具体内容如下，
（1）巴西民间组织处于国际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它是金砖国家之一，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第一阶段的标杆；其公民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与发达国家存在着阶段性差异；巴西民间组织的国际化发展的重点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另一特征是政府在巴西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民间力量相对薄弱. 巴西民间组织国际化创新的启示：
（1） 清晰的发展合作政策：2010年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和巴西合作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巴西合作模式的概述，并确定了这些项目的范围和一些基本准则。但是在公共领域管理巴西国际发展合作实施和进展的总体政策或设计是缺失的。这种情况让那些希望通过南南合作拓展其业务的巴西民间组织感到非常困难。一个总体的政策框架将会提出，尤其是在巴西民间组织潜在的贡献领域，民间组织也参与到这个政策的制定当中。这将建立一种模式和指导方针，通过它们巴西民间组织可以参与到巴西发展合作计划当中。一些巴西民间组织正在巴西合作署内寻求一条明确的融资渠道来开启这种参与模式。
（2） 有利的法律环境：当前的法律和监管环境是不利于巴西组织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伙伴提供直接的资金援助或商品及服务的，无论这些组织是来自国家或民间。法律制度的改革可能需要对巴西国际发展合作启用一种完全适当的形态。此外，一些被采访者描述目前巴西国内对民间组织运作的法律制度是复杂和混乱的。根据一项评估表明“在巴西现有民间组织相关法律和监督框架是混乱的和模糊的，其缺乏有效的透明和问责机制，因此容易滋生腐败或被滥用。” 目前巴西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就巴西民间组织法律和监管制度改革方面进行对话（其中包括民间组织在海外开展活动的问题）。
（3）政策对话和学习的论坛：到目前为止在发展合作政策上巴西外交部和巴西合作署内没有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政策对话的机制。比如有一个可以增强巴西合作署和巴西民间组织之间在发展挑战上分享巴西公民社会经验和教训的论坛。后者是比较符合巴西国际合作基本原则提及的相对优势，换言之，巴西有能力利用其成功的经验直接与发展中国家伙伴相关联。
（4） 提高透明度：目前，巴西民间组织在进行巴西合作署的技术援助项目和其他部门的国际合作项目中信息公开是有限的。在一些有优先权，涉及国家利益和特殊项目上没有获得基本信息的权限，巴西民间组织很难了解他们的经验是如何有助于该项目。
（5） 提高巴西民间组织的能力：巴西国际发展合作的支持者和意识都非常薄弱。这适用于大多数巴西民间组织，不仅仅适用于巴西，也适用在其它拉美国家实施的国际合作项目。这些民间组织感兴趣的是在海外分享他们的经验，分析国际机会的新能力，在不同国家探索合适的伙伴，在不同国家内保证其技术能够产生必要的正面影响。在社会发展领域，巴西南南合作的研究总结道“社会发展部得到的一个主要教训是一些在巴西国内有效的措施是不能保证在南非也自动产生效果的。效果将取决于双方相互理解的彼此特定现实。
6，国际比较对中国“一带一路”公益行的总体启示。综合上所述，不同国家的非营利组织国际化之路有较大区别，但是总体来讲，有些部分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具体内容如下；
（1）美国成熟的非营利组织国际化的经验，采用了民间主导，政府支持的模式，而美国目前的经验告知我们，即使是政府官方发展援助中，民间组织参与的比例还是比较高，规模比较大，根据美国国际发展署的2014年的报告，2014年度美国国际发展署中计划安排NGO执行的资金的比例为30%，而NGO实际执行为16.9%。
（2）英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化的网络模式，采用上层重视，基层落实的模式，包括联合国的机制，英联邦国家的网络，以及重视重要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确保项目执行的质量。
（3）日本的非政府组织能够与政府建立定期的沟通机制和结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重视社区建设，解决民生问题，对于中国的目前的状况，可以开启政府与民间组织对话的机制。
（4）巴西民间组织国际化，并没有脱离本国的能力，而是量力而行，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方面，这个新兴国家的实践对中国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巴西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巴西民间组织国际化的南南合作的模式对中国的社会组织参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开展与非洲国家合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公益行外部环境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包括亚洲43国，中东欧16国，独联体4国，非洲1国；而这64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经济合作关系，安全现状和文化因素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差距，而上述五个方面的要素对中国社会组织开展一带一路公益性有着重要的关联度。而实际上远远不止五个方面的因素，但是通过社会组织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与外部环境的分析视角看，上述五个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中国社会组织是否有意愿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分析其外部环境对于社会组织的理事会领导决策时参考，同时也就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作出更为具体的判断提供一个基础性分析导向。
1，关于政治环境与政治互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环境以及与中国的政治互信对社会组织在其国家开展公益项目和日常工作有着重要的关系；从目前国际政治格局看，有以下三个重要的影响体系；第一、中国与东盟战略框架。有利的方面，2015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2个周年，而东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从政治互信方面看，双方保持了频繁的双边和多边高层互访，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对话合作机制；不利的方面，美国，日本在东盟方面频频出现与中国整体战略相左的和不协调的声音。第二、中国与俄罗斯全面合作机制。有利的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高层之间的互访和全面合作的战略框架，包括双边的对话机制非常成熟，多边的对话机制的上合组织的推动，从2015年中国政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来看，俄罗斯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不利的方面，俄罗斯在处理与乌克兰，与欧盟关系以及与中亚国家之间关系方面也会对中国产生不确定的因素。第三、中国与中亚多数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有利的方面，中亚与中国相邻，无论是政治上，军事上，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相互之间的互补非常明显。因此，中亚国家的与中亚多数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对社会组织开展一带一路公益行有着重要的保障。不利的方面，中亚历来都是俄罗斯，美国和欧盟三方面重点干预与关注的地区，加之中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政治互信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2，关于经济互补和经济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44亿占全球63%，经济总量21万亿美元占全球29%，这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度。例如，过去10年，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8.2％，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4.6％提高到20％，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44％。可以预见，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以及中国与沿线国家围绕丝绸之路建立更为快捷有效、深刻广泛的合作机制，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以2012年为例，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7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营业额442亿美元，占全国对外承包工程总营业额的37.9%。当然，有利的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农业领域，能源领域和金融领域合作空间巨大，尤其是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金砖银行的建立，必将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面的经济合作。
3，关于双边关系。从总体来讲，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关系处于比较有利于中国与其各个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互动，交流与合作。但是由于中国与其个别国家之间的领土之争，领海之争，贸易之争等都会影响中国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公益行之中的行动和计划。例如，中菲关系，中越关系中的南海之争，以及美国的支持，产生出双边关系更为复杂和不确定性。由于中国与印度之间领土之争产生出中国与印度两个世界人口大国之间的很多不确定性。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与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等国家战略之间的差距，产生出中国与其各个国家的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因此，研究其各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还需从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在政策沟通、道路相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五个层面，社会组织可以从民心相通着手开展工作。
4，关于安全格局和公益行之间矛盾与机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传统地缘政治和民族、宗教、文化、制度等众多矛盾盘根错节的地区，也是当今世界安全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叙利亚、也门、乌克兰等当今世界热点均处于这一区域，一些地方不仅战火纷飞，冲突不断，而且也是民族恩怨、教派冲突和恐怖主义肆虐的地方。也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子的频繁出现的窝点。在此种高危险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安全问题是各方面必须面对的最重要挑战。尤其需要重视一带一路公益行之中的全面安全观，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组织等方面有一个比较客观和全面的判断。
5，关于文化因素和宗教的方面的问题。第一、文化因素中的内在价值需要进一步的提炼。文化差异是客观现象，不同的国家都会重视其内在的本质的价值，包括建立博物馆、美术馆、剧院、图书馆和文化中心等，其内在的价值是在民心相通方面得到发现和启迪；第二、文化因素的实用价值。当文化变成了用的价值时，人们自然想到了增加就业岗位，增加了经济效益，其原因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参观其人文景观，尤其是文化遗产，博物馆等，但是人们又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第三、如何考虑文化的冲突，包括不同国家的宗教的因素，语言的不同，居民的习族和历史关系的缘由等。当国际民间组织进入不同国家的途径之时，我们的研究发现有一个惊人的相似，就是联合国的途径，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的途径，以及互惠和互利结合之后产生出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真诚和民心相通。
上述分析是不足以证明一带一路公益行的基本设想能否实现，还需要研究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与组织的能力建设如何？
一带一路公益行的内部环境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政府外交成绩斐然，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也收效颇多，但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产生的难题很多，主要挑战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1，缺乏政策依据和政策支持力度。社团、民非和基金会三个管理条例中均没有给社会组织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提供政策依据，而且审批程序和方法也不完整，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还缺乏国家宏观政策方面的支持。
2，有国际影响力的组织规模比较小。截止到2014年9月3日，在全世界拥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OCSOC）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的4360家机构中，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的社会组织只有50家，仅占1.15%，这与中国经济和外交大国不相匹配。而美国达到951家，是中国19倍。
3，社会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组织工作思路狭窄，资金不足。从中促会的统计来看，大多数社会组织参与国际事务都局限于参加国际会议和区域活动，还没有真正形成实体类的社会组织在海外设立的办事处和工作执行机构。这点与台湾地区的“慈济”相比落后20年。近邻日本国内从事国际合作的社会组织就达到了354家。
4，社会组织开展和参与国际事务缺乏专业人才。社会组织参与国际事务，要求一批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包括宽阔的国际视野、博大的知识面、良好的政治素质、专业化知识和良好的多语言能力，除此之外还需要工作人员拥有丰富的参与国际事务的经历、熟练的沟通能力、较强合作意愿和较好的人际关系网络等。显然，中国社会组织的人才现状与上述要求是明显的不匹配。
5，政府资金支持不够。在北美和欧洲，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途径是多样的，有相当一部分的政府援助资金是通过社会组织走向世界来实施的，其合作模式是政府与本国从事国际事务的社会组织合作，将资金转入本国社会组织并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再由本国社会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组织开展合作。目前中国政府官方发展援助资金运作主要通过政府机构负责实施的，并没有通过社会组织实施官方发展援助项目，中国对外援助中缺少民间参与的活力。现阶段NGO发育低下，能力不足，在援外机制中参与程度很低，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
6，政府双重管理体制限制社会组织国际化。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原因，中国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一部分社会组织也属于事业单位性质，有一部分社会组织是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他们的管理模式与政府管理方法一致。例如，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出国审批手续繁琐，还要求每年只能出国一次，一次只能去2-3个国家等。
一带一路公益行的政策建议
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战略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援外事业的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既需要考虑长远发展目标的政策和立法工作，同时也需要研究当前工作的对策。具体分成二个部分：
（一）关于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的立法和政策建议
第一、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视角，应考虑着手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对外援助工作的立法工作。建议由商务部牵头，会同外交部、财政部、中联部、民政部等部门尽快制定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具体法规和实施细则，让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而形成社会组织实施一带一路公益行战略的法律基础，从而保证社会组织“走出去”有法可依。
第二、建立社会组织一带一路公益行工作的部际协调机构，也可以利用现有的援外部际协调机制，建议工作办公室设在民政部，部际协调机构成员包括商务部，外交部，民政部，中联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税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海关总署等，统一协调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工作的具体事务。
第三、加强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工作的政策研究、顶层设计和国别研究，利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社会组织一带一路公益行实施提供政策理论指导，政府可委托优秀的学者或高等院校建立国际一级的智库，研究社会组织一带一路公益行的具体应对措施。
第四、研究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政策机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精神，建议商务部牵头，会同国家财政部、民政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政府机构，建立利用对外援助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模式，实施一带一路公益行的政府购买机制。
第五、制订社会组织一带一路公益行工作的长远实施方案。在国家援外预算内单列社会组织援助专项资金或建立社会组织援外基金。资金的管理可以采取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的模式，对外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开展工作，而政府可作为监督机构，以保证资金的正确使用和为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服务。
（二）关于一带一路公益行近期工作的政策建议
第一、优先政策先行，将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对外援助工作相关内容纳入正在拟定的《对外援助管理条例》，使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对外援助工作有章可循，从而形成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民办官助”模式的开展。
第二、建立沟通平台，建议商务部设立专门联系社会组织参与援外工作的机构，起草中国政府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援外工作的规章制度，并建立与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国家援外工作的合作机制和交流、沟通平台。
第三、组织落实到位，建议民政部鼓励从事一带一路公益行的社会组织在海外设立办事处，为了加强管理建议将设立的办事处向所在国使馆，业务主管部门和民政部上报备案，在政策方面给予必要指导，在资金方面给予必要的配套。
第四、支持机构推动，建议国家外汇管理局对从事一带一路公益行工作的社会组织在对外拨款程序和外汇管理等方面减少审批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第五、建立薪酬体系，建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从事一带一路公益行工作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薪酬标准等下放到所在社会组织理事会。
第六、优惠政策落实，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对从事一带一路公益行工作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在海外的薪酬免收个人所得税，享受国家外交人员待遇，减少双重征税，鼓励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工作。
关于一带一路公益行社会组织的五位一体目标
中国社会组织如何实现一带一路公益行，客观上讲，挑战和机会并存，机会多于挑战。我国社会组织走向国际有较多的优势，例如中央政府重视社会管理体系的建立，强调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共同治理，重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一批新型的社会组织也随着经济发展初露锋芒。具体来讲，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事项一个理念、项目、人员、组织和业绩五个到位，形成一个一带一路公益行的共命运同体，暨五位一体的目标。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理念到位。一带一路公益行社会组织战略设计的基础就是与所属国民间组织形成共同的理念，具体对中国的社会组织的要求就是需要规范社会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社会组织走向一带一路公益行的政策研究。规范社会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帮助社会组织制定出吸收有国际视野和经验的专业人士进入理事会。将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纳入社会组织的总体战略架构之中，开拓民间外交的新渠道，以助力政府提高国家软实力整体水平。
第二、项目到位。利用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形成一带一路公益行的社会组织的公益项目。精选一批优秀的社会组织走向国际，建立中国公益机构的品牌项目。利用政府与民间合作基金，鼓励一批优秀的社会组织利用官方发展援助开展国际交流、人道主义援助和人力资源培训事务，并逐步扩大规模和积累经验；鼓励一批新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开展国际交流和公益项目合作，同时争取政府的配套资金加以支持。
第三、人员到位。优化社会资源，一带一路公益行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 的建设是关键包括所属国的民间组织，暨合作伙伴，提高其合作伙伴机构专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一带一路公益行社会组织应采取措施适当提高工作人员的待遇，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吸收具有奉献、敬业精神，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的优秀人才加入，提升机构的国际化能力。近期可以研究青年志愿者走出去的具体方案，从而鼓励年轻人开始走出去，为未来整体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组织到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和注册中国主导的民间组织，利用联合国等多边渠道，鼓励、支持我国一带一路公益行社会组织加入国际性的社会组织，拓宽与知名的国际性社会组织的合作，形成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组织的交流机制，形成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中17个目标相结合。加入国际和区域社会组织联盟，例如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应该努力争取获得享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这样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事务活动。
第五、业绩到位。建立智囊团队，研究有效的执行团队，确保项目有成果，所属国的合作机构，受益人和当地政府三满意。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首先需要面对现实，研究社会组织国际合作的文化差异和多样化的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进程，不能追求单一的一致性，而应求同存异，建立专门的国外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形成智囊团，为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决策提供更多建议和服务。
总之，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益行建设是一个长远的国家战略，能否成功？关键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相互支持，相互沟通和有效合作，我坚信，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仰和切实可行的目标，达到五个到位，即理念到位，项目到位，人员到位，组织到位和业绩到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间组织形成一个共同命运体，简称五位一体，当然加之持之以恒的工作，社会组织一带一路公益行一个能够产生新的成果和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