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碰撞

　　2014中国公益大事记　　

　　1　慈善立法倒计时一场全民参与的立法议程

　　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让2014年成为名副其实的法治之年。在这股洪流中,《慈善法》也经过十年坎坷立法路，期待着“临门一脚”。重燃希望后的“慈善立法”在这一年成为了出镜率很高的字眼。

　　中国“慈善立法”的过程几经浮沉。2005年民政部提出了慈善法立法建议，2006年进入立法程序，其后数易其稿。2008年底，草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但是，因为社会各界的分歧较大，最终未能完成国务院系统内的立法程序。

　　也许正因等待漫长，这一次，一轮轮关于“秩序”与“权利”的大讨论成就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立法议程。

　　“我们不是为了立法而立法，结果把这个‘法’放在金光闪闪的档案库里。”正如很多公益人所期待的，法治慈善是为了让善意与爱心自由绽放。

　　据悉，到目前为止，《慈善法》已经由多个《慈善法》立法专家团队研讨，先后起草了多个草案版本，这些草案都在12月上交全国人大内司委进行决策参考。

　　到今年，以《慈善法》为母法的慈善法律法规体系将加紧构建。“开门立法”的创新也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注脚。

　　2　慈善金融大讨论公益资本将为社会带来福祉

　　“公益资本”、“公益创投”、“社会影响力投资”、“公益信托”……2014年，这些新鲜又专业的概念层出不穷，成为各大论坛中炙手可热的词汇。慈善金融创新成为新的突破口，企业和资本也能成为了慈善的“主角”。

　　区别于传统金融模式，作为新型投资及财富管理方式，慈善金融强调在产生经济回报的同时也为社会带来福祉，例如提升环境质量、帮助残障人士就业等。

　　2014年，“放开管控，支持发展”的政府态度为慈善金融的发展定了一个高调子。2015年，我们则有望看到更多的探索开花结果。

　　推进股权捐赠、慈善信托等试点，让富人们能捐也敢捐；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通过公益创投为初创期慈善组织提供支持，形成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积极探索金融支持慈善发展的政策，让金融服务也带上更多温度……小范围试点不断出现，更大变革正在酝酿。我们注重效率，我们也看重公平。

　　3　中国第一个扶贫日向贫困宣战，用市场的手段

　　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国家将每年的１０月１７日设立为“扶贫日”。在去年的第一个扶贫日上，我们向贫困宣战，用市场的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６亿多人口的脱贫，然而，贫困仍然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根据国家标准，到２０１３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８２４９万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１．２５美元的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约还有２亿多。

　　但是，面对老问题，我们也有新方法。

　　2014年，随着“中国第一个扶贫日”广泛传播的是“电商扶贫”的新概念。互联网和鼠标链接起农村和城市，物流、网络、公路等配套设施的逐步改善，也降低了贫困人群进入市场的门槛。

　　双十一，天猫破纪录疯狂销售571亿元，截止到2014年12月，全国已发现的淘宝村数量增至211个，网店7万家以上，直接就业超过28万人。这都让我们看到电商发展的巨大能量。

　　脱贫真正的手段在于市场。扶贫日的设立，为动员能源、旅游和电子商务等有关行业投身社会扶贫做出了制度安排。

　　4　冰桶挑战从硅谷刮过来2014全球最成功的公益活动

　　举起一桶冰水从头浇下，再任意挑选另外三人发起挑战，24小时内，被挑战者如果不能完成挑战，就得向“ALS”(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组织捐献善款。

　　就是这样简单的“游戏”，却成为2014年整个夏季最火的事件。“ALS冰桶挑战赛”的旋风从美国硅谷刮到中国，从文娱明星、体育大腕刮到政治精英、商界偶像，“冰桶”+“互联网”的行为艺术，让慈善变酷。

　　冰桶旋风伴随着质疑，在中国，科技大佬们的行为看上去都“有所图谋”，但是，这不妨碍其成为2014年度，全球最成功的公益活动。

　　在Google基于2014年全球范围内超过2万亿搜索集合而成的全球热搜榜上，ALS冰桶挑战登上榜单第五位，收获的关注超过了冰雪奇缘和索契冬奥会。在国内微博平台上，“冰桶挑战”也是三个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有超过5600万的评论或者转发。

　　罕见病知识从未像今天这样，能够通过“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以极低廉的成本传播，即使娱乐又何妨？

　　5　107岁邵逸夫辞世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是慈善家

　　2004年1月7日，香港电影制作人、慈善家邵逸夫辞世，享年107岁。他不是香港最富有的商人，却是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

　　除了一生致力于娱乐事业，很多人知道邵逸夫的名字是通过遍及全国各地的各种医院、学校的逸夫楼、逸夫奖学金。从1987年7月开始，邵逸夫集中向内地地区捐款，那年他捐出第一笔教育款项1亿港元，帮助内地10所大学新建了图书馆或者科技馆。他连续19年为内地大中小学教育项目做出大笔捐款，累计捐赠33亿港元。

　　在过去30年里，邵逸夫出资修建的“逸夫楼”遍布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大大小小的学校，甚至成为一代国人的共同记忆。

　　“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是慈善家。”邵逸夫说。他也在自己的慈善事业中，将企业家精神贯彻到底。为了确保“好钢都用在刀刃上”，邵氏基金有完善的捐款标准和原则。所兴建项目的使用期至少要在50年以上。对学生人数、兴建规模甚至具体流程，邵氏基金也都有明确要求。他还“抛砖引玉”，用一部分资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和公共资金参与。

 

欢呼与质疑交织

 

　　6　潘石屹捐赠哈佛大学中国富豪 “海外捐赠”新课题

　　“地产大佬”豪捐哈佛，引发舆论风波。去年7月，“地产大佬”潘石屹和妻子张欣向哈佛大学捐赠1500万美元，用于资助在哈佛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引来网友热议。质疑者质问为何捐赠国外高校而不是中国高校，力挺者则认为，钱是潘石屹的，他爱怎么花是他的自由。

　　事件之所以引发争议，既在于捐赠人的中国地产商身份，也在于捐助对象为一家海外教育机构。针对中国富豪“海外捐赠”的思考也陆续展开。有公益人士表示，按照张欣的说法，潘石屹是以“SOHO中国基金会”的名义和哈佛大学签署的捐赠协议，首批捐赠哈佛大学1500万美金，计划海外捐赠1亿美金。这笔捐款该如何实施，《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并无明文的规定。即便是关于基金会涉外管理的法规，也并未涉及国内基金会“对外捐赠”行为的管理。国内的基金会“涉外”基本是以“接受”为主，鲜有“捐出”例子。

　　此外，还要考虑“SOHO中国基金会”的业务范围是否包含“涉外援助”，这笔钱还要面临着海外慈善公益项目管理，如何监督哈佛大学按照捐赠协议实施项目，如何保证受助学生遴选的公平、公正、公开等问题。

　　7　“世界首善”闹剧现形陈光标式慈善继续走在非议的路上

　　一张“世界首善”的证书，让公益圈内的话题人物陈光标在一夜之间从欣喜到伤心。去年6月25日，陈光标现身纽约中央公园船屋免费宴请美国流浪汉。在宴请现场，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主席唐纳修向其颁发“世界首善”荣誉称号。但随后，陈光标认为自己“被骗了”。并透露该基金会某负责人主动找其“授予称号”，且索要了3万美元“赞助费”。

　　为何成功企业家、资产过千万的标哥会上当？这张“世界首善”的虚假证书，暴露出“高调慈善”背后的功利性和虚荣心。一直以来，陈光标式慈善都收获了巨大的非议，叫好者认为无论是否作秀，最终还是给慈善事业做了贡献，但质疑者认为“标哥”把慈善当武器，做慈善不是为了公益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私欲。正如标哥在纽约街头向穷人撒钱的慈善秀带来的非议。纽约救济中心梅斯认为：陈光标这么做不是“真正的慈善”，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做才能吸引眼球，引来更多的社会关注。

　　8　马航失联时的慈济志工让人看到的不止是爱与效率

　　慈济基金会，这个不少人感到陌生的名字，是发端于中国台湾的世界最大华人民间慈善组织，其前身为证严法师在1966年4月14日于花莲县创立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在世界各地，身着“蓝天白云”制服的慈济志工有200万，分布在50个国家和地区，良好的信用记录使其在全球拥有1000万长期捐赠者。在2014年的一些重大灾难中，台湾慈济志工成为了一股温暖的力量，帮助受难人获得心灵上的平静。

　　去年3月8日，在马航失联事件爆发的第一天晚上，来自慈济基金会马来西亚分会的志工，与北京的慈济志工在北京丽都饭店汇合，共同“陪伴”乘客家属。其实，在多次危机事件中，都有慈济基金会深度援助的身影。云南昆明暴恐事件后的第52天，昆明慈济志工还在坚持帮助幸存者走出阴影。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2168天，四川慈济志工仍在帮助灾区建设学校。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其开展慈善活动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耕耘之细、持续之久，其组织的管理和高效值得公益圈学习，这股慈善力量，也代表着一种爱与管理的智慧。

　　9　杨六斤的“悲喜剧”“爱心”也可能成为负担

　　广西隆林的14岁男童杨六斤，父亲去世，母亲改嫁，4年前相依为命的爷爷奶奶也相继过世，成为实质上的孤儿。去年5月，当地媒体报道他的困难处境之后，杨六斤获得乐善好施者的关注，社会捐款源源不断地涌入当地电视台所公布的个人账户内。不到一个月，社会捐赠达到500多万元。一个14岁的孩子，如何管理巨额的社会捐款？杨六斤的善款引发了处置争议。

　　当来自民间的爱心集体涌向一个14岁的个体，“爱心”成为了负担。杨六斤的“悲喜剧”值得深思。在被媒体报道之前，“杨六斤们”并未获得任何有价值的官方救助，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呢？超出被救助者所需的500万巨款，是大家慷慨解囊、乐善好施，还是慈善者的慈善出口太少，大家压抑的慈善心态的集体爆发呢？还有多少“杨六斤”一样的孤儿，因为无人知晓，无人救助，被遗忘在某个角落？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表示，人们在捐款时没有向某一个慈善组织去捐，而是直接捐给他本人，这里可能隐含着对慈善组织不太信任。一些慈善组织近些年来暴露出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让人不放心，所以就“面对面”的捐款。

　　10　“救火队长”赵白鸽离职红会红会的体制问题无法回避

　　去年9月2日, 中国红十字会宣布赵白鸽不再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这位同时具备国际化和专业化的技术型官员上任即面对“郭美美事件”，芦山地震中边救灾边澄清质疑，卸任前还在回应救灾仓库出租事件，终于结束了三年的“救火队长”角色。

　　2011年，“郭美美事件”重创红会后，火线上任的赵白鸽肩负着红会改革的希望。“如果两到三年，还是不能翻转‘黑十字’印象的话，我自动请求辞职！”但这样的姿态并未让红会遭受的质疑减少。红会负面消息不断爆出，有些得以辟谣，有些被及时处理，但公众总是更容易记住红会糟糕的一面。

　　赵白鸽卸任后，红会举报者周筱   和媒体都评价她为“红会好人”。民政部中民慈善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表示，赵白鸽上任之初信心满满，“但红会不是哪一个人想改革就能改好的，红会的体制问题无法回避。如果不能去行政化，不能突破体制问题，那就把正面的、人道的服务最大可能地发挥出来，把现代官僚的思维、作风减到最低。”